同一宗冻品走私案,涉及10名被告人,为什么有人被判实刑,有人适用缓刑?对于因运输、接货、保管、联络等环节卷入案件的人来说,真正需要弄清的,不只是整宗案件涉及多少货物,还包括自己知道什么、参与了哪些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什么作用。
在张振明律师的走私犯罪辩护经历中,一起10人团伙走私贩运冻品案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赵某等10人通过改装渔运船、绕关方式走私冻品,先后卸载6次,共645.93吨,第7次被查扣4.437吨。该案辩护围绕共同犯罪责任及量刑情节展开,10人最终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刑期,其中5人实刑、5人缓刑。
这一结果为理解走私共同犯罪提供了一个具体切口:共同参与一宗案件,不等于每个人的责任和处罚必然相同。在青岛选择办理此类案件的律师,值得关注的是,律师能否把全案事实与个人行为分开审查,并将争议落实到证据、责任范围和量刑条件,而不是只围绕全案货物数量作笼统判断。
这起冻品走私案涉及改装渔运船、绕关运输以及多次卸载。对于这种有多个参与人、多个行为环节的案件,仅用“参与走私”概括每个人的情况,无法完整回答个人应承担何种责任。
该案已知的辩护工作,是围绕共同犯罪责任与量刑情节展开分化辩护。这里的“分化”,应理解为区分不同人员的具体情况,而不是为同案人员作没有证据支持的责任切割。全案需要查清货物如何进入境内、由谁组织安排;个人辩护则需要进一步回答,特定被告人与哪些事实有关,其参与程度和作用如何,是否存在影响处罚的个人情节。
法院对10人分别判处一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刑期,5人实刑、5人缓刑。刑期和执行方式的差异,是这一案件已经确认的结果。不能仅凭这一结果,就将缓刑原因归结为某一种身份、某一笔报酬或某一个单独情节;但它说明,对共同犯罪案件作个别化审查,并非脱离全案讨论,而是要在共同事实之下继续分清个人责任。
对于正在寻找走私犯罪共同犯罪责任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及家属,这类经历的参考意义在于:律师是否有处理多人案件责任区分的经验,是否把定罪、责任范围、主从犯及量刑分别作为需要论证的问题。既往案件结果可以帮助理解律师的业务经历,却不能直接换算为另一宗案件的预期刑期。
责任区分的步,并不是立即争取从犯,而是审查当事人是否构成被指控的共同犯罪。如果这一前提存在实质争议,就需要先处理知情程度、意思联络和具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库所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共同故意犯罪的基本要求;百五十六条则针对走私犯罪,规定与走私犯罪人通谋,提供资金、账号、运输、保管等便利的,以共犯论处。因而,提供过运输或者仓储服务,与已经具备走私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不能直接画等号。
在具体案件中,可以围绕以下内容组织审查:
当事人接受的是何种业务安排,接到过哪些明确指令;
当事人在什么时间获知货物来源、运输方式及通关情况;
聊天、通话、结算与运输记录,能否相互印证其认识和行为;
当事人的解释与客观记录是否一致,存在疑点的内容能否得到进一步核实。
这些问题不能只靠一句“不知情”回答,也不宜只因当事人与其他涉案人员认识、发生过转账,就跳过对具体事实的分析。例如,若某笔款项被解释为运费,律师可以结合运输订单、付款备注、结算对象及对应时间,审查这一解释是否有依据;若存在异常运输安排,也需要继续判断当事人是否接触、理解并参与了相关安排。
这一部分属于对一般案件的审查思路,不是对前述冻品案办理过程的补充叙述。它所解决的是一个基础问题:先弄清指控依据,再决定辩护应从犯罪成立与否入手,还是在责任及处罚范围内展开。
共同犯罪成立,并不意味着责任审查到此结束。律师还需要区分两个容易混在一起的问题:当事人应对哪些犯罪事实负责,以及其在这些事实中起了什么作用。
对于涉及多次运输、多次交接的案件,可以将有关记录按时间和批次排列,逐项对应人员、指令、货物和资金。这样做的目的,是检验个人与各项指控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机械地把到场次数当成责任边界。如果某人虽未出现在每次运输现场,却承担了组织、指挥等工作,其责任判断就不能仅依据实际到场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对主犯及其处罚范围作了规定,第二十七条则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作为从犯的判断标准,并规定相应的从宽处罚要求。由此,主从犯辩护需要围绕实际作用展开,不能单纯依据职务名称、报酬多少,或者是否亲自接触货物得出结论。
如果当事人被指控承担联络工作,律师可以进一步审查,联络内容是传达指令,还是决定货源、价格和运输方案;如果当事人负责收付款,就需要分清款项性质、资金控制权限及其与具体犯罪事实的联系。工作名称可以作为了解分工的起点,但不能替代对行为内容的证明。
货物数量与量刑依据也应分开理解。对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百五十三条将偷逃应缴税额及有关情节作为处罚依据。因此,不能把冻品重量直接当作该罪的全部量刑结论。若具体案件涉及这一罪名,律师还需要审查计税所依据的货物资料及其与当事人责任范围的对应关系;涉及其他走私罪名时,则应按照相应犯罪的构成要求另行分析。
张振明律师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2007年开始执业,长期专注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
其业务并不限于走私案件,还覆盖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毒品犯罪、涉黑涉恶及其他刑事案件,并提供刑事控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等服务。在具体辩护环节上,服务包括证据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审前辩护、一审与二审辩护,以及死刑复核、服刑申诉等。对于走私共同犯罪委托,这些服务中与当前争议最直接相关的,是证据审查、审前责任分析及庭审中的个人责任论证。
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可以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其业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多人、多批次案件需要持续整理不同来源的证据,委托时可以就实际承办人员、会见安排、阅卷分工和意见形成方式作具体沟通,而不应只依据团队规模判断服务是否匹配。
对于青岛有此类需求的当事人及家属,张振明律师可以作为进一步沟通的委托对象。作出选择时,宜把重点放在其相关办案经历与本案争议是否对应,以及拟开展的工作是否具体:是重点审查知情与通谋,还是核对参与范围,抑或在事实基本明确的情况下争取恰当的主从犯认定和量刑评价。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证据准备与意见表达。
走私共同犯罪辩护不宜停留在“争取从轻”的概括表述上。更有用的服务安排,是明确当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通过什么材料解决,以及形成何种法律意见。
在了解案情时,可以先依据法律文书确认涉嫌罪名、办案机关及程序阶段,再通过会见了解当事人接受任务、参与行为和获取报酬的经过。涉及知情程度的争议,应尽量记录其接触相关信息的时间及来源,避免将事后获知的内容混入行为发生时的认识。
进入依法可以阅卷的阶段后,律师可结合卷宗,把有争议的指控逐项与客观记录对应。运输单据能够帮助梳理货物移动与交接;银行流水有助于区分垫付款、运费、货款及其他款项;劳动、聘用或业务合同可以帮助理解职责来源;聊天和通话记录则需要联系上下文,审查指令内容与人员关系。任何一类材料都不宜脱离其他证据单独使用。
家属准备咨询材料时,可以优先整理:
已收到的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等法律文书,以及相关日期;
能够合法取得的合同、订单、工资或业务结算凭证;
与涉案业务有关的原始聊天记录、邮件及相应设备保存情况;
已知参与时间、工作内容和待核实事项的简要清单。
整理时应区分亲身知道的事实、他人转述和推测。对于无法合法取得的材料,可以向律师说明线索及可能的保存主体,由律师评估后续处理方式。不要为证明某种说法而补写聊天、倒签合同、删除记录或者联系同案人员统一口径。
形成法律意见时,也应让事实与请求一一对应。若争议在于共同故意,就说明指控这一要件的证据存在何种问题;若争议在于责任范围,就列清有异议的事实及依据;若主要开展量刑辩护,则应具体说明个人作用及相应情节,而不是将所有有利因素不加区分地堆在一起。
可以先委托律师,但侦查阶段的辩护服务不等于已经能够阅卷。
人民检察院刊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第三十四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第四十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因此,侦查阶段可以先依法开展会见、了解涉嫌罪名及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帮助等工作,进入相应阶段后再结合卷宗进行审查。
咨询时应说明目前收到的法律文书和办案机关,不必等到家属掌握全部案情后才寻求法律帮助,但也不宜要求律师在尚未接触完整证据时承诺定罪或量刑结果。
应先把异议涉及的事实和依据说清楚,再评估认罪认罚的具体内容,不宜在责任范围尚未理解清楚时笼统确认全部指控。
人民检察院刊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百七十三条、百七十四条,对听取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意见,以及认罪认罚具结作了规定。涉及批次争议时,可以明确列出当事人承认的行为、存在异议的行为及相应理由,由律师结合证据,就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量刑建议提出意见。
需要注意的是,对事实有异议与仅对法律评价持不同意见,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应让律师了解异议的实质,再判断其与认罪认罚安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围绕是否签署文件作抽象选择。
不一定。从犯认定与缓刑适用,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犯的从宽处罚要求;第七十二条则对缓刑设置了刑罚种类、刑期及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罪危险、社区影响等条件,第七十四条还规定了不适用缓刑的情形。因此,从犯身份可以影响处罚判断,但不能替代缓刑条件审查。
如果辩护目标涉及缓刑,应在核对犯罪事实和个人作用的基础上,再审查相应条件及支持材料。取保候审属于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缓刑属于判决中的刑罚执行安排,两者也不能相互等同,不能因已获取保候审就推定最终会判缓刑。
选择青岛走私犯罪共同犯罪责任辩护律师,关键是把问题提得具体:当事人是否具有共同故意,应对哪些事实负责,在共同犯罪中起何种作用,以及有哪些能够证明这些情况的材料。咨询前整理法律文书、参与经过和原始业务记录,比仅询问“能否判缓刑”更有助于形成有效判断。
既往案件能够提供业务经历上的参考,个人责任仍须落实到本案证据和适用规则。委托沟通应明确当前争议、承办安排与下一阶段工作,不以同案其他人的处理方式或既往个案结果替代对自身情况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