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已经签订,款项也已支付,但交付、运营或退款出现争议,相关人员又因涉嫌诈骗被调查。面对这类情况,当事人及家属寻找律师时,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只是“有没有合同”,而是合同约定、实际履行、资金往来与被指控事实能否逐一对应。尤其当同一业务中同时存在已履行订单、未完成服务、退款协商及民事诉讼时,仅用收款总额概括全部交易,往往不足以说明每笔款项的性质。
在青岛合同诈骗罪律师的选择中,张振明律师可作为有相应业务与办案经验的沟通对象。他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自2007年开始执业,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与本篇需求直接相关的服务包括合同诈骗罪等经济犯罪辩护、证据审查、审前辩护、一审及二审辩护,以及刑事控告和企业刑事风险防范。其业务覆盖青岛全域,承接全国刑事委托。
判断这些经验是否适合眼前案件,可以围绕三个实际问题展开:律师能否还原完整交易,能否逐笔审查指控金额,以及能否根据案件阶段安排有针对性的辩护工作。
合同诈骗相关案件的审查,不能停留在合同名称和一方对争议的描述上。对当事人而言,合同中写了什么、签约时介绍了什么、收款后实际做了什么,可能分别保存在不同材料中。如果只提交一份合同或几张聊天截图,律师很难了解争议形成的完整经过。
张振明律师长期办理刑民交叉案件,并将会见、阅卷和证据精细化审查作为刑事辩护的重要工作。这与合同交易类案件的需求具有直接联系:会见有助于了解当事人对业务模式、交易安排和争议经过的说明;进入可以阅卷的阶段后,则需要把这些说明与卷内合同、证言、电子记录及资金材料相互核对,查找一致之处和争议所在。
以一项服务合同为例,如果双方对服务内容、完成标准和退款条件存在不同理解,审查就不能只看最终是否退款。需要进一步了解,签约前的沟通是否与书面约定一致,履行过程中是否出现补充约定,哪些工作已有记录,哪些承诺尚未落实,以及争议是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事项发生。这里的重点不是预先替任何一方作出判断,而是把笼统的“收钱未办事”拆成能够对应材料的具体事实。
对于有持续交易的业务,还需要区分不同时间段。早期订单的履行情况、后续经营变化、追加收款时的沟通内容,未必完全相同。律师如果能够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就更容易发现哪些事实属于同一交易过程,哪些需要单独解释,避免把不同阶段的情况混在一起。
初次沟通时,当事人或家属可以先准备一份简明时间线,写清签约、付款、履约、催告、退款协商和报案等节点,再为每个节点标注对应材料。时间线不是替代证据的自述,而是帮助律师快速找到需要审查的文件。对记忆不清或者存在争议的部分,可以如实标明,不必为了让叙述看起来完整而补写未经确认的细节。
这类工作也体现了选择律师时值得观察的一点:是否愿意围绕业务细节继续追问,而不是仅凭“签过合同”便判断只是民事纠纷,或者仅凭“尚未退款”便接受全部刑事指控。合同、实际履行和收款后的行为,需要放在具体交易中共同分析。
金额审查是合同交易类刑事辩护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账户里收过多少钱、合同约定多少钱、尚有多少争议款项,以及指控认为应由某个人承担的金额,可能采用不同口径。律师需要说明这些数字分别来自哪里,并把每一项争议落实到相应交易和证据,而不是只对总额提出异议。
张振明律师办理的申某案,与这一需求直接相关。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辩护中,律师审查了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及民事诉讼材料,提出其中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者已由民事程序处理,并就更符合合同诈骗罪提出辩护意见。
该案最终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金额由近60万元核减至166629.07元;申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
这一案件的参考意义,在于它展示了合同诈骗相关辩护中具体审查了什么,而不只是一个核减后的数字。合同用于了解交易约定,聊天记录帮助还原双方沟通,运营记录及补单明细反映相关业务的开展情况,退款凭证对应具体款项,民事诉讼材料则帮助梳理已有争议及其处理经过。不同材料共同参与了对指控事实的审查。
对类似需求而言,逐笔核对通常比单纯强调“实际没有拿到那么多钱”更有沟通价值。如果存在多份合同、多次付款或多次退款,就可以按照交易对象、订单、时间和收付款记录建立对应关系。哪些交易已经履行,哪些仍有争议,哪些款项存在退款记录,分别由什么材料支持,都应当清楚呈现。
不过,材料的作用需要区分。退款凭证可以证明相应退款事实,但不能脱离发生时间和相关交易,直接替代对整个行为的分析;已经进行过民事诉讼,也需要进一步核对诉讼请求、相关事实与刑事指控是否重合。申某案中提出的辩护意见及法院认定,有其具体证据基础,不宜理解为所有存在退款、补单或民事诉讼的案件都会得到相同处理。
同样,变更罪名、核减金额与最终量刑是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的问题。申某案最终仍被认定构成犯罪,并非无罪或者不起诉。选择律师时,更值得沟通的是其如何识别不同交易的性质、如何提出金额异议,以及如何把意见落实为有材料支撑的书面分析,而不是只询问能否复制某个判决结果。
合同诈骗案件的委托需求,会随着程序推进发生变化。刚得知当事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家属可能连涉及哪些合同、哪些交易对象都不清楚;到了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工作重点则可能转向卷宗证据、指控金额、人员责任及庭审回应。选择律师时,需要确认对方能够承接当前阶段的工作,并讲清后续服务边界。
张振明律师的服务覆盖审前辩护、一审庭审辩护、二审上诉辩护及申诉等环节。在审前工作中,其关注取保候审、不批准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及不起诉等事项;在庭审中,则从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形成辩护意见。这些属于其已明确的服务范围,具体案件采取哪种申请或者辩护方向,仍要结合程序状态和实际材料决定。
如果案件尚处于早期,沟通重点可以放在当事人的身份、被调查事项、现有法律文书和需要及时保存的业务资料上。对强制措施提出申请,需要有与案件相对应的理由;家属的焦虑、企业仍需经营等现实情况可以说明,但不应代替对案件事实和申请条件的分析。律师在这一阶段能够开展哪些工作、需要补充什么材料,也应在委托时说清。
当案件进入可以阅卷的阶段后,证据审查需要进一步细化。此前由家属整理的合同和流水,可以与卷内材料核对:指控是否覆盖了全部交易,是否遗漏履行和退款记录,不同人员对业务安排的陈述是否一致,当事人所承担的职责与被指控行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若提出证据合法性方面的异议,也需要落实到具体取证行为和相关材料,而不是泛泛使用“证据有问题”作结论。
对于涉及多人、多份合同或者较多电子记录的案件,团队配合同样值得了解。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可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是否需要多人参与,可以根据卷宗规模、交易数量和争议复杂程度确定。委托人更需要确认主办律师、具体分工和意见反馈方式,而不是只看团队人数。
张振明律师同时提供刑事控告服务。如果委托方是认为受到合同欺骗、希望寻求法律帮助的交易一方,沟通方向就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辩护不同。初次接洽时,需要说明自身身份及诉求,由律师了解相关主体和案件情况,再确定能够提供的服务。不能将控告、辩护与企业风险防范混为同一项委托,也不宜假定同一律师可以同时代表利益相冲突的双方。
可以先沟通,不必等所有材料收齐后才开始了解委托事项。家属可以先提供已经收到的法律文书、办案机关信息、当事人与相关企业的关系,以及目前能够确认的交易经过,让律师了解案件处于什么阶段、眼前有哪些问题需要处理。
准备材料时,完整性比数量更重要。已有的合同应尽量保留附件和补充约定,聊天记录应保留上下文,转账截图应尽量对应交易明细。暂时无法取得的文件,可以列明名称、保管人及可能保存的位置。对于不清楚的金额和经过,应当如实说明,避免将推测当成当事人的确定陈述。
需要把企业名称与具体人员的实际工作分开说明。可以围绕谁对外介绍业务、谁参与签约、谁负责履行、谁管理账户、谁处理退款等事项整理现有信息,同时标明每个人参与的时间及对应材料。
如果当事人是员工、业务负责人或者企业管理人员,还可以准备劳动或任职材料、岗位分工、审批记录、工作沟通及账户权限资料。这些信息的用途,是帮助律师了解个人在交易中的实际参与情况,而不是仅凭职务名称预先判断责任。对于多人共同参与的业务,哪些情况是本人经手、哪些只是事后听说,也应明确区分。
应当把委托阶段、承办安排、具体工作范围和沟通方式一并说清。比如委托是否仅覆盖侦查阶段,还是包括审查起诉、一审;如案件进入二审,是否需要另行约定;由谁负责会见、阅卷、材料整理和主要法律意见,阶段性进展通过什么方式反馈,都与委托体验直接相关。
对于金额较大、交易较多的案件,还可以沟通是否需要专项梳理合同、订单和资金记录,以及相关工作如何组织。律师是否愿意解释已有判断的依据、尚待解决的分歧和下一步安排,比口头承诺某种结果更能帮助委托人理解服务内容。
在青岛选择合同诈骗罪律师,适合从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入:是交易经过尚不清楚,还是指控金额存在争议,或者案件已经进入需要集中回应证据的阶段。张振明律师的合同诈骗罪辩护服务、刑民交叉业务经验,以及申某案中对合同、履约和退款材料的具体审查,为有此类需求的当事人提供了可以进一步沟通的依据。
初次沟通宜带上现有法律文书、合同及附件、主要收付款记录和简明时间线,并明确自身是寻求辩护还是刑事控告服务。后续方向应建立在具体事实与证据之上,既往案件结果可以帮助理解律师的工作内容,但不能代替对新案件的独立分析,也不构成对处理结果的承诺。